元稹系列研究元稹真的是一个势利小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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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稹系列研究

   周相录教授论文选

   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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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期回顾

   第一期

   元稹诗文人物考实

   本期内容

   元稹真的是一个势力小人吗

   下期预告

   第三期

   有关元稹几个问题的新考订

   第四期

   元稹裴淑结婚时间地点新考证

   元稹真的是一个势利小人吗

   ——《从〈有唐武威段夫人墓志铭〉

   看元稹为人》商榷

   摘要: 程章灿先生《从看元稹为人》一文认为,段氏名分介于妻婢之间,由于未为韦氏诞育子女,其名分至死未变。元稹为之草志时,“基于对亡妻的爱恋追怀”,违礼称之以“夫人”,而其后担心获罪于裴夫人家族,又改动志文称之为“段氏”,从而得出元稹品格低下之结论。然据有关资料,段氏实为裴出子女之庶母慈己者,且韦珮即其所出,元稹不可能因担心获罪裴氏而不顾及韦氏之态度就改动志文,因此两本志文的差异恐怕无法证明元稹人品低劣。

   关键词: 元稹 段氏 妾 韦珮

  《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3期刊发程章灿先生的大作《从看元稹为人》一文,阅读数过,觉得其中的一些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于是翻检元集及有关资料,草此短文,求正于程先生及其他学界同仁。

  《有唐武威段夫人墓志铭》为上世纪末新发现之墓志,古今诸家金石著作皆未著录,一般人不易见,故先录志文于下(录文据墓志拓片影印件录出,程先生所录有几处缺误,今一并校正):

  有唐武威段夫人墓志铭

  监察御史元稹述

  唐少保赠仆射韦公幼子左千牛珮母曰段夫人,家本武威人也。其四代祖褒国公扬州都督赠辅国大将军讳志玄,有战功在国史。大将军生曾祖宣州长史讳弘珪,弘珪生大父鄜州刺史讳怀本,怀本生王父衢州司田参军讳岌,夫人司田之第二女也。先是,仆射裴夫人早世,女抱子幼,思所以仁之者,实命夫人主视之。始长安令,至于都留守,持门户、主婚嫁者,殆十五岁。当贵大之家,处谦谦之势,然而不怨不偪,礼得其宜,信难矣。居仆射丧,益不失,非盛勋烈之后,其孰能如此哉!元和四年九月十九日暴疾终于履信第,享年四十。定其年十二月二日,葬于河南县龙门乡之午桥村。凡韦氏之族姻,闻其丧,莫不亲者悲,疏者叹,岂不善处其身哉!故仆射诸子泉诸女,皆服兄弟之母服而哀有加焉。始,余亡妻生不月而先夫人股,免水火之灾,成习柔之性,用至于妆栉、针组、书诫、琴瑟之事无遗训,诚有以赖焉。是以余妻之言于余曰:“离则思,思则梦,梦则悲,疾则泣。”恋恋然余不知其异所亲矣。诀余之际,且以始终于敬为托焉。今日之志其终乎?铭曰:

  母以子贵,贵称夫人。人本乎祖,祖盛厥勋。昔我稚室,没怀其人。仁莫之报,没而有云。今复已矣,报之斯文。

  《元稹集》卷五八有《唐左千牛韦珮母段氏墓志铭》,为同一文章的又一“版本”,从标题到正文,文字出入均较大。除标题外,其主要区别在以下几点:一、新出志四处称段氏为“夫人”,集本题称“段氏”,正文则付诸缺如(《铭》“夫人”二字,集本作“有因”)。二、新出志有四代祖“讳志玄”,集本无。三、新出志有“有战功在国史”,集本无。四、新出志记某生某,先世元名皆重,集本不重。另外,个别文字的差异属校点间题,不是作者或修改者人为的差异,不一一具录。

  差异部分最引人注目的是两本志文对段氏的称呼不一致:新出志称“夫人”,而集本志(正文)却无一言及之。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无疑与段氏的身份变迁有关。程先生据“段氏的职责主要是抚育韦氏年幼的子女,主持中馈”,认为其名分“大约介于妾婢之间,即后世所谓通房丫头”。然而抚育丈夫前妻的子女与主持中馈,并非只有“通房丫头”才干,名正言顺的继室处于此种情况下也得干。元稹司马通州时,娶继室裴淑,前妻韦丛及侧室安氏所生子女不是由裴淑养育么?再如《唐代墓志汇编》元和〇三九《唐故朝散大夫赐绯鱼袋守同州长史京兆韦公夫人乐安县君孙氏墓志铭并序》云:“长史公先娶河东裴氏夫人,……当河东夫人捐馆舍而临海公尚未及冠,泊三女未立而孤。夫人育之以慈和,师之以柔顺,咸及成长,……主中馈者凡十五年。”同书元和〇九八《唐故处州刺史崔公后夫人窦氏墓志并铭》亦云:“……既笄许嫁,而处州卢夫人薨。……崔公致中馈之请,以备苹蘩之职。”因此,程先生的结论显然下得过于匆忙了些。

  那么,段氏的名分究竟是什么?唐及唐以后律令对居夫丧而嫁者,均视同居父母丧而嫁,定为“十恶”不赦之罪,而对于夫居妻丧而娶应如何处罚,历代多付阙如,然《唐会要》卷八三“嫁娶”条载贞观元年二月诏云:“……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靖,令其好合”,似亦禁夫居妻丧而娶。又,同书卷三七“服纪上”载卢履冰上疏云:“准旧仪:父在为母一周除灵,再周心丧,父必三年而后娶者,达子之志焉。”段氏志云:“始,予亡妻生不月而先夫人殁”,韦夏卿于是“命”段氏“主视之”。合以上三者而推之,当是韦夏卿元配裴氏卒时,“女抱子幼”,必须有人抚养,而韦复卿又不得三年内娶继室,因此段氏便以妾(妾同买卖,非娶者)之名分主持中馈,抚养裴出子女。妾奉夫命扶养妻或他妾子,名分上有两种可能:慈母与庶母之慈己者。所谓“慈母”,乃妾之无子者,妾子之无母者,父命为母子。由于韦丛等系韦夏卿嫡妻所出,段氏养之虽慈抚隆至,均乎慈爱,但嫡妻之子,妾无为母之义,故不可能为“慈母”。那么,对于裴出子女,段氏只能是“庶母慈己者”。

  程先生既误以为段氏的地位“介于妾婢之间”,又进而推断说:“由于段氏未为韦氏诞育子女,所以,她的名分直到死,也一直没有明确。”程先生得出段氏未曾生育这一结论,我推测根据的是志中“予亡妻生不月而先夫人殁”及元稹《三遣悲怀》其一“谢公最小偏怜女”。韦丛既然最小,而她未满月其母即辞世,韦珮也就只能是韦夏卿裴氏夫人所生子了。然而,我以为它们只能说明韦丛是裴出子女中年龄最小的,而不能证明韦珮也是裴出之子。更不可忽略的是,集本志题云“唐左千牛韦珮母段氏墓志铭”,韦珮乃段氏所出,言之凿凿;新出志题虽与集本异,然正文有“左千牛珮母”文字在,亦不得视若罔闻。再者,两志文中又均有“故仆射诸子泊诸女,皆服兄弟之母服”、“母以子贵”可资佐证。程先生对这些并未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就遽断段氏未曾生育,实在不能算作审慎之举。

  还有可进一步申说者。吕温《故太子少保赠尚书左仆射京兆韦府君(夏卿)神道碑》云:“有九子,长曰元贸,前常州义兴县尉;次曰谷,前邠州司仓参军;次曰璋,乡贡进士。能修词立诚,克家致美,茂扬风训,休有令闻。其次某某,皆殊资异识,登于童龄,庆善之余也。”其中虽无韦珮名,但其排行当在璋之后,属于“其次某某”之列。吕温举元贸、谷、璋,述其为官,其下则否,恐是韦夏卿去世之时,仅此三子入仕或即将入仕,而其余诸子年龄尚小(“登于童龄”),未预仕宦。据韩愈《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云:“年二十七,以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则元和元年韦夏卿卒时,韦丛二十四岁。如韦珮亦与韦丛同出,年龄当不小于二十五岁。封建社会中,女加笄,男加冠,即表示已长大成人,可以嫁娶了。唐代男女加冠、加笄的年龄前后有所变化,《唐会要》卷八三“嫁娶”载:“贞观元年二月四日诏曰:“……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又载开元“二十二年二月敕:‘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这就是说,如韦珮系裴氏所出,当已成人,必不在“登于童龄”者之列。因此,我以为韦珮为段氏所出。不然,元稹在段氏志中为何特别拈出排行在后之韦珮而不言元贸、谷、璋呢?

  韦夏卿辞世之时,韦珮年幼未仕,则其“左千牛”之职当时韦夏卿卒后以门荫所补。门荫制度始于汉,未成定制,但唐代已成为较稳定的制度,充任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太子千牛等职即是贵族子弟通过门荫入仕的重要途径。《通典》卷二八“左右千牛卫”条注云:左右千牛备身,“皆以高荫子弟年少姿容美丽者补之,花钿绣服,衣绿执象,为贵胃起家之良选。”《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兵部郎中”条云:“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及太子千牛,皆取三品以上职事官子孙、四品清官子,仪容端正、武艺可称者充。”韦夏卿元和元年卒前官太子少保,太子少保为东宫三少(少师、少傅、少保)之一,从二品,自然符合门荫规定。又《韦夏卿碑》云:“以元和元年三(“正”之讹,参卞孝萱《元稹年谱》)月十二日,薨于东都履信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四,宠赠尚书左仆射。车西归,制使赙吊,太常褒议,谥曰某公,哀荣备矣。”既然韦夏卿卒后恩宠不衰,韦珮以荫补“左千牛”就是合乎情理之事。而且门荫入仕者年龄可以偏小,十余岁即可入选,《唐会要》卷七一“十二卫”条云:“贞元七年十二月五日,兵部奏事条:取门地清华,容仪整肃,年十一已上,十四已下,试读一小经,兼薄解弓马,……敕旨依奏。”《唐文拾遗》卷二七吕温《唐故银青光禄大夫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赠吏部尚书京兆韦公(武)神道碑铭并序》作于元和初,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事实证据。序云:“……年十一,始以门第补右千牛。”如谓韦珮为裴出之子,至少二十五岁的年龄,早已超过补“左千牛”的限制,如非天上掉馅饼,其荫补“左千牛”是绝不可能的。又,《唐会要》卷七一“十二卫”条载:“永徽元年,尚书左仆射褚遂良请千牛不简嫡庶,上表曰:‘臣闻主祭祀之裔,必贵于嫡长;擢文武之才,无限于正庶,故知求贤之务,有异于承家。……圣朝御历,深革前弊,人以才进,不论嫡庶,于兹二纪,多士如林。……臣窃思审,于理未安,何者?母以子贵,子不缘母也。”则韦珮虽为庶出,而无害其荫补左千牛。《唐令·封爵令》规定了立嗣的准则及嫡庶子孙之间的名分权益:“公侯伯子男,身存之内,不为立嗣,之后,嫡袭爵,庶子听仕宿卫。”亦足佐证上述结论。

  段氏为韦氏生有子女,其名分是否因此发生了变化呢?由于资料缺乏,段氏生前是否已由“段氏”上升至“夫人”,我们不敢遽断,但卒后由“段氏”上升至“夫人”则是完全可能的。程先生认为,唐代妻与妾之界限“不是随便能逾越的”,大约根据的是《唐律疏议·户婚》“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之类的条文,但实际生活中并不像唐律规定的那样判然有别,尤其是达官贵族,“以妾为妻”并不受法律制裁,而只是时论非之、清议不与而已,有时甚至皇帝也承认既成事实,封赠高官之妾。《旧唐书》卷一三五《李齐运传》载:“末以妾卫氏为正室,身为礼部尚书,冕服以行其礼,人士嗤诮。”同书卷一八八《李日知传》载:“(日知)卒后,少子伊衡以妾为妻,家风替矣。”同书卷一二四《李正已传附师古传》载:“(贞元)十五年正月,师古、杜佑、李栾妾媵并为国夫人。”《唐语林校证》卷三云:“宣宗舅郑仆射光,镇河中,封其妾为夫人,不受,表曰:‘白屋同愁,已失凤鸣之侣;朱门自乐,难容乌合之人。”诸多材料表明,唐代法律与实际生活存在不小的距离,妻妾之界限并非如后人想象的那样绝对不可逾越。再者,母以子贵,合情亦不悖礼,历史上不乏其例,尤其是卒后身份的变化更非什么严重的违礼之事。《通典》卷九三“诸侯为所生母服议”引薛公谋议曰:“按《春秋》,庶子为君,则母称夫人,故昭公之母齐归卒,经书曰:‘夫人归氏薨。’言母以子贵也。”《唐会要》卷一八载大中三年之议云:“……今唯引东晋重造郑太后神主事为证。伏以郑太后本琅邪王妃,薨后已衬琅邪邸庙。其后母以子贵,将升袝太庙,贺循请重造新主,改题皇后之号,备礼告袝。……中书门下上言:‘改造改题,并无所据,酌情顺理,题则为宜。况今士族之家,通行此例,虽尊卑有异,而情理则同。望就神主改题,则为通允。’敕旨亦依。”一句“士族之家,通行此例”,道尽了当时妾因子贵而私改名号的世风。集本志云:“母以子贵,贵必因人”(宋蜀本、卢校宋本作“贵必有因”),新出志云:“母以子贵,贵称夫人”,则段氏名分因其子而发生了变化当是毫无疑问的事实。段氏既为“盛勋烈之后”,其子又为左千牛,且又为韦氏裴出子女之“庶母慈已者”,韦氏子女私称“夫人”于家,恰是顺理成章之事,有何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新出志与集本志除了“段夫人”与“段氏”的差异,程先生寻绎出的另一个支持自己结论的不同是:“《有唐武威段夫人墓志铭》有意突出段氏为韦氏一家所作的贡献,和韦氏子女与段氏之间的融洽关系,并特别强调韦丛(她是韦氏子女中最年幼的)是受段氏抚育成人的,与段氏感情极深。”其实,对比两文极易看出,无论是先有集本志还是先有新出本志,即无论文字越来越简还是越来越繁,其核心内容—裴出子女与段氏之关系,段氏为韦氏一家所作之贡献等丝毫未变,所谓新出志“有意突出”、“特别强调”云云,实是程先生过于急于证成其说而导致的一时疏误。相反,新出志较集本志强调的是“有战功在国史”及先世元名之类。如果元稹真的像程先生认定的那样,企图用删除此类文字而把程先生误以为新出志“特别强调”的内容悉数保留的方法,以取悦于韦夏卿裴氏夫人一族,那他如何能达到目的?在此有必要补充指出,据《通典》卷一三四《开元礼纂类二十九》,子为母及继母均服齐缞三年,韦氏裴出子女为段氏“服兄弟之母服”,说明段氏不可能为裴出子女之继母而只能为妾。如果元稹真想挖空心思掩盖段氏为妾的真实身份,何以又写上如此一笔?

  程先生第一步把段氏当作一般的妾,第二步断定段氏没有生育子女,第三步认定称“妾”为“夫人”严重悖礼,第四步“发现”新出志“有意突出”段氏的贡献及与韦氏子女的融洽关系。经过这样的一番“安排”推理之后,元稹包藏私心美化段氏的结论就呼之欲出了:“基于对亡妻的爱恋追怀,而感激段氏的抚育之恩,从而在撰写墓志时称之为夫人。”后来元镇虽然担心得罪世家大族裴夫人一家,但“墓志既已埋入地底,当然没有挖出来刊改的道理,好在长闭幽冥,当代人已看不到了”,于是,只能在编辑自己的文集时暗暗动了手脚。但是,如果元稹仅凭自己与韦丛对段氏的感激之情,而不顾及韦氏甚或裴氏族人的态度,就改称“段氏”为“夫人”,这如何行得通?元稹难道私自撰成而不让韦氏族人“审查”就私自刻石下葬吗?我想象不出元稹怎样偷偷摸摸把事情做得如此隐秘,以致让外人及裴氏家族人人目盲耳聋。我以为,草于纸上的志文可以代表元稹自己的立场或情感定位,而刻在石上的志文则必须也必然代表韦氏族人的立场或情感定位。集本志题中称“段氏”,既不违礼,又不悖情,而正文既未称“夫人”也未称“段氏”,当是因为在没有韦氏家人首肯或态度不明的情况下,最稳便之法便是隐而不书。因此,较程先生的推测更为合理的是,元稹起草志文时,考虑到段氏为妾的事实,由于其时不太明了韦氏子女之态度,故仅在题中称“段氏”。而到了韦氏子女手中,由于裴出子女“感激段氏的抚育之恩”,也由于其子韦珮为左千牛而“母以子贵,礼有明文”,以及段氏为“盛勋烈之后”,遂让元稹或径自作了一些改动。因此,我的结论与程先生的正相左:集本志为元稹原作,而新出志则经过了韦氏族人(或韦氏族人要求元稹)的修改,两本志文的差异无法证明元稹人品低劣。

  元镇作为一个备受后人批评的诗人,其人品或许确实存在可指责之处,但笔者以为,即使是一个品行有污点的作家,我们也不能处处用“邻人偷斧”眼光看待他,看待他的作品,从而无端怀疑他的言行的动机,这应该是文史研究者对待研究对象应持的基本态度。否则,就只能导致学术研究的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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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1:中华书局1 982年版《元稹集》卷五八 (原文):

  唐左千牛韦珮母段氏墓志铭

  唐少保赠仆射韦公幼子左下牛珮,母曰武威段氏,故衢州司田参军岌之第二女也。其四代租褒国公、扬州都督、赠辅国大将军,生曾祖宣州长史,讳弘珪。生大父鄰州刺史,讳怀本。先是仆射裴夫人早逝,女抱子幼,思所以仁之者,命主养之。始长安令至于都留守,持门户主婚嫁者,殆十五岁,当贵大之家,处谦谦之势。然而不怨不德,礼得其宜,信难矣。今仆射丧益不失,非盛勋列之后, 其孰能如此哉?元和四年九月十九日,暴疾终十覆信第,享年四十。定其年十二月二日,葬于河南县龙门乡之午桥村。

  凡韦氏之族姻闻其丧,莫不亲者悲、疏者叹,不亦善处其身哉?故仆射诸了洎诸女.皆服兄弟之母服,而哀有加焉。始,予亡妻生不月而先夫人殁,免水火之灾,成习聚之性。甩至于妆栉、针组、书诫、琴瑟之事无遗训,诚有以赖焉。是以,予之妻言于予口:“离则思,思则梦,梦则悲.疾则泣。”恋恋然,予不知其异所亲矣。决予之际,且以始终于敬为托焉。今日之志具终乎?铭日:

  母以子贵,贵必因人。人木乎祖,祖盛厥勋。昔我稚室, 没怀其人。仁莫之报,没而有云。今复泯矣,报之 斯文。

  附录2:文字经过笔者重新校勘:

  《唐左千牛韦飘母段氏墓志铭》

  唐少保赠仆射韦公幼子左千牛珮,母曰武威段氏,故衢州司田参军岌之第二女也。其四代祖褒国公扬州部督赠辅国大将军,生曾祖宣州长史讳弘珪。生大父鄰州刺史讳怀本。先是,仆射裴大人早世,女抱子幼,思所以仁之者,命主视之。始长安令,至于都留守,持门户、主婚嫁者,殆十五岁。当贵大之家,处谦谦之势,然而不怨不偪,礼得其宜,信难矣,居仆射丧,益不失,非盛勋烈之后,其孰能如此哉?元和四年九月十九日,暴疾终于履信第,享年四十。定其年十二月二日,葬于河南县龙门乡之午桥村。凡韦氏之族姻,闻其丧,莫不亲者悲,疏者叹,不亦善处其身哉!故仆射诸子洎诸女,皆服兄弟之母服而哀有加焉。始,予亡妻生不月而先夫人殁,免水火之灾,成习柔之性,用至于妆栉、针组、书诫、琴瑟之事无遗训,诚有以赖焉。是以予妻之言于曰:“离则思,思则梦,梦则悲,疾则泣。”恋恋然予不知其异所亲矣。诀予之际,且以始终于敬为托焉。今日之志具终乎?铭曰:

  母以子贵,贵必有因。人本乎祖,祖盛厥勋。昔我稚室,没怀其仁。仁莫之报,没而有云。今复泯矣,报之斯文。

   本文原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1期,经作者授权转发。

   编    辑:刘 娜

   主办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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